社会其它相关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知识体系的西方社会科学正在出现一次全面而重大的转型，建基于牛顿经典科学之上的现代社会科学架构的一些基本层面都在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回应这种转变趋势，调整自己的发展基点，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一方面，力求生产出具有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本土价值意义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学术生产，成为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大国和强国。[关键词]西方社会科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崩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以及科学探索的长足进展，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改变。建基于牛顿经典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些基本层面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空间视野开始出现由“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的位移；历史进步模式出现了“革命”还是“演进”的争论；历史终极动力的追寻已经超越物质层面而直指人类文化深层世界；对人类行为价值归属的追问开始超越人本身的诉求，而诉诸整个生命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与自然科学方法交叉与整合的趋势。总之，社会科学一场深刻的转型或者革命正在潜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调整自身的发展基点，以回应这种转型。一、西方中心还是全球体系：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视野的位移全球化的推进首先触发了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空间视野的位移，即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转变。近二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视野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源于西方的一种社会历史观。在这种观点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产生于欧洲。欧洲人创造了世界历史。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凭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开创了全球化时代，开创了世界历史。欧洲以外的人虽然也有历史，但他们的历史没有世界历史意义，他们只能沿着欧洲人开创的历史道路前进，欧洲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未来[1]（p16)。诚如汤因比所言，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自我中心的错觉，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2]（p46)。犹太人曾自以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大清乾隆皇帝于1793年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言：“天朝德威远披，万国来王”，无疑体现了“中国中心”观念。但是，只有欧洲人的“西方中心观”最后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世界历史观。之所以如此，客观上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自15世纪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主观上看，“西方中心论”适合于殖民主义者的需求，是殖民主义者的世界模式。殖民主义者的强权决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近二百年来，“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空间视野，有如宇宙观支配自然科学一样，构成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础结构，支配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政治学理论将西方式的“民主”视为人类民主的终极模式，以至于弗兰西斯·福山宣布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经济学理论则基本上建立在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之上，而这一“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分明是从西方人身上抽象出来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理性”则是西方新教徒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应该说，“西方中心论”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一些思想家的质疑。例如，与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诗人、思想家歌德就曾批判当时欧洲流行的颂扬欧洲、贬斥中国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3]到了20世纪，“西方中心论”开始受到系统的理论批判。汤因比曾剖了“西方中心论”的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个错觉(自我中心错觉、“东方不变论”错觉、直线式进步错觉)[2]；布劳特认为，建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是“隧道历史”[4]。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起能够取代这一视角的理论。真正对“西方中心论”发起震撼性攻击的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股建基于“世界体系史观”的理论思潮。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有力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