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代序）在历史资料使我们所能确知的范围内，能与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变等量齐观的，大概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一场巨变，古人以“封建废而郡县行”来描述那一场历史巨变，当代中国占优势的看法则至少字面上与此相反，认为中国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本书无意于在久争不下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再添一说，而是想首先重新考察并质疑各期“封建社会”说的共同前提或范式（paradigm），弄清这一范式的来龙去脉，并暗示理解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及其带来的新问题，例如，如果中国不是相当早地进入，而是相当早地脱离了“封建社会”，就有一个并非“中国封建社会为何如此之长”而是“为何如此之短”的问题，以及远为重要的∶如何解释中国此后两千多年自成一个格局的社会等等。所以，甚至对上述流行范式的考察也只是一个起点，本书还希望对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提出另一种观察角度、另一个解释框架。笔者无意于否定和抛弃既有的解释框架，但却赞成历史解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赞成社会历史向新的解释开放，尤其在今天中国学者有可能摆脱西方观点的笼罩性影响，而开始尝试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中引申出自己的社会理论的时候。“世袭社会”即为本书提出的一个试图用来描述和分析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或可上溯到西周乃至更早）的解释性范畴。划分社会结构的历史形态可以有种种标准，有生产力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例如马克思有时说到的“手工磨社会”和“蒸气磨社会”；贝尔等人所说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伦斯基等人所说的采集社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游牧社会、园林社会、工业社会等等。有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标准，如斯大林明确提出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这些划分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既极其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它对社会结构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又肇源于经济关系；韦伯不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然，但他也认为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经济发展的历史，韦伯研究的主要的问题从对象上说，明显也具经济的性质∶即为什么西方产生出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等等，虽然他在此重视的原因是精神和价值观念。显然这些都恰当地反映了解释历史者不能不具有的某种处境、立场和先见——而且是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先见，我们正身处其中，不能甚至也不宜摆脱它。但我们却应当对此有一种自我反省，有一种足够清醒的自我意识和某种恰如其份的警惕：例如先前的人们对他们所亲历的历史许会有自己的看法；作为后人的我们的处境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同处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地域的差别也可能仍然很大。因而人们还是有可能质疑：如果把从某一特定时期和地域的现代社会的形态（即便是最典型的一种）引申出来的范畴，普遍地运用于古代社会（尤其是非西方的古代社会），究竟能在多大的范围内适用？因为在此首先涉及到的毕竟还是对历史而非对现代的解释。人们可能怀疑：把这些范畴用来解释传统社会是否显得过于重视经济？是否过于强调社会结构而忽略了社会中生活的人？是否所述的发展趋势过于必然，所述的一般规律又过于普遍？而“进步”的观念在此是否又过于强烈，以致使前面的社会形态都只是趋赴最后的社会形态的手段，甚至都是黑暗和不幸而要被后面的光明否定？总之，这些质疑集中到一点，即这些范畴是否过于现代？我们可以举西方学者中的一个质疑者为例。布赖恩·特纳（BryanTurner）认为∶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经济基础广泛地决定着市民社会内将个人联结在一起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的关系，个人的权利、财富和尊严要未完全由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决定，要未完全按照他们提供给市场的经济能力来决定。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是由经济来决定一切，适者生存，社会关系减少到了最基本的几种形式，很少有繁文缛节和文化分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