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是古代王朝的治国方略，它的许多措施对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产生过积极作用。以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份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不无裨益。一、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举措（一）倡节俭，戒奢侈，少兴作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各朝代的创业君主或中举君主，往往身体力行，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实行少兴土木、少事更张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西汉文帝时曾欲建露台，后得知需费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人家的财产，便主动取消此项计划。他在建陵时又下诏，要“因其山，不起坟”，“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终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深刻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贞观政要·君道》）他即位伊始，便把后宫美女释放3000人，任其择偶出嫁。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出巡山西，浦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接迎，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只求安全牢固，不可追求华丽奇巧。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每日早膳，只用蔬菜就餐。（二）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工作，一些王朝还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如秦朝的《为吏之道》、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大诰》等。古代反腐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徐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只有立法而没有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严格执法、审明政纪是吏治清明的关键。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与他的严格执法是分不开的。《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广州刺史党仁弘因“赃百万”而被弹劾，按律处死。太宗“哀其死而有功”，免其死，废为庶人，流徙钦州。事后太宗下诏罪己，认为自己犯了三条罪：“纵舍任心，以欺众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贪冒罪二也；善善未赏，恶恶不诛罪三也。”以后高官多有因赃下狱者，如功臣庞相寿、皇叔李道宗等。后世评价贞观时认为“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袭细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太祖朱元璋目睹元末政治之腐败，深感贪污之弊端如不革除，吏治无法清明，百姓生活不会安宁，因此对贪官污吏的惩处尤为严厉。如他发现各府、县往往用盖好印信的空白帐目作假，便下令将各地衙门中掌管印信的官员全部处死；又发现户部有贪污现象，下令将户部侍郎及涉嫌官吏全部处死，且规定官吏赃至60两以上即枭首示众并剥皮装草，置于衙门公座旁，以警示后人。（三）慎于用人，严于考课，奖掖廉吏历代封建明君都非常注意用人问题。在他们选拔任用官吏的诸多标准中，廉能是仅次于忠君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官员的第二项要求就是“精契正直”，“精廉勿谤”，反对官员“贱士而贵货币”。考廉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又称考课）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结果成为官员的内容有四格，即清（清廉）、政（政绩）、才（才能）、年（年龄），其中把廉放在首位，据此定出“称职”、“勤职”、“不称”三个等级。“称职”者加一级，有官缺时优先晋升。凡属贪、酷、浮躁等不合格者，轻则罢官，重则终身禁锢或斩首弃市。在严惩贪官的同时，封建王朝还非常重视表彰和重用廉吏。唐朝开元初年，宰相卢怀慎廉洁俭朴，当地患病玄宗去看望时，只见他家四面围墙矮陋，床上铺着破旧的竹席，门上连个帘子都没有，皇帝甚是感动，立即赐他一所大房并予以表彰。明初廉吏方克勤在济宁府任职时清廉自守，政绩斐然，朱元璋称赞他“善治民，赐宴仪曹”，并召入朝中做官。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扶田文镜因惩贪除暴招来参劾，有人给他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核实各款皆虚，除将诬告者严惩外，还以田文镜“忠诚体国，公正廉明”升为总督，树立为官吏楷模。（四）建立监...